且道惟无体，故寓庸（用）而不适于是非，则一落语言文字而早已与道不相肖，故于此发明其终日言而未尝言之旨，使人不泥其迹而一以天均遇之，以此读内篇而得鱼兔以忘筌蹄，勿惊其为河汉也。

[48]如果要说两者的政治功能有什么不同的话，谶纬可谓是应急的政治神话，而五运说则是以树立王朝正统为目的的政治学说。[39]刘羲仲：《通鉴问疑》。

（见《类说》卷一九、《记纂渊海》卷三七引李畋《该闻录》）。[99]据朱元璋描述说，红巾军初起之时，到处都是巾衣皆绛，赤帜蔽野的景象。[76]胡寅：《致堂读史管见》卷一四梁纪，《宛委别藏》本，第57册，903页。[95]明人盛传元顺帝实为南宋末代皇帝瀛国公（即宋恭帝）之子，此诗曰壬癸枯干丙丁发，意谓水德尽而火德兴也。郑樵《通志》也不立《五行略》、《符瑞略》而立《灾祥略》。

陈槃：《谶纬溯原》（上），《历史研究所集刊》第11本，1943年。[73]明人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：是又作天书之故智也。四、儒教何以未成为普通宗教的形式 现在我们要问，儒教何以未成为基督教形态，或普通宗教的形式呢？儒家讲天道，天道是创造性本身，而上帝也是创造性本身。

但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并没有把意识全幅贯注在这里，过分重视此点，以此点为中心与重心展开其教义。天启的先天与定然，转化而为才性的先天与定然。依以上粗略的解析，我们可以说，宗教可自两方面看：一曰事，二曰理。从这里讲，人是不平等的。

一旦那引力消失了，恐怕你就不会再用功读书了。它的重点并未落在上帝与祈祷上。

孔孟所讲的性，不指生物本能，生理结构以及心理情绪所显的那个性讲，因为此种性是由个体的结构而显的。依这种说法，耶稣是神而不是人。一般人常说基督教以神为本，儒家以人为本。你有时好像可以三年不动心，一直在那里用功读书，这不是比颜子还要好吗？其实这不算数。

只有人可以拿这创造性本身作他的性，而动物就只能以本能来作它的性。什么是仁？仁的意义是很难把握的。从其为人的样子说，他当然是人。在主观方面也没有把呼求之情使其形式地站立起来。

故我说：仁就是「创造性本身」。所谓「知天」之知也只是消极的意义，而尽性践仁则是积极的。

自事方面看，儒教不是普通所谓宗教，因它不具备普通宗教的仪式。「于穆」是深远的意思。

这一点就是关于「启示」的问题。即孔子本人也并未过分夸大其天启的身分。因此人性问题成了儒教的中心问题。自孔子讲仁，孟子讲尽性，中庸大学讲慎独、明明德起，下届程朱讲涵养察识、阳明讲致良知、直至刘蕺山讲诚意，都是就这如何体现天道以成德上展开其教义。上帝启示他自己于自然界，于种种奇迹，最重要的还是启示于耶稣，而成为基督教。夫妇相敬如宾，其中除爱情外，亦有一定的道理，故中庸云：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」。

但原则上理性终可克服罪恶，如上帝可克服撒旦。但依中国传统，则说是天。

天道茫茫，天命难测，天意难知，这在孔孟的教义中意识得很清楚。但后来清朝的谭嗣同在其「仁学」里，却把仁讲成以太，成为物理学的概念。

这尽性知天的前程是无止境的。因人以创造性本身做为本体，故尽性就可知天。

论语说孔子是「天纵之将圣」。出世间不思议事，为立地成佛」。孔子就由这地方点出生命的真几，点出仁的意义。孔子在论语中讲来讲去，对于仁有种种表示。

此呼求之情即类乎祈祷。儒家不从上帝那里说，说上帝的意旨怎样怎样。

子贡说：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」。诗经上说：「唯天之命，于穆不已」。

这创造性本身落在人处，为人之性。即，其本质是神，而不是人，因此其为神的地位是必然的。

而「不违仁」的工夫，是要通过一个人的自觉的，自己要时时自觉不歇的在做成德的工夫。明朝熹宗皇帝的年号就是「天启」。视人生为一成德之过程，其终极目的在成圣成贤。孔子开精神生活的途径，是不离作为日常生活轨道的礼乐与五伦的。

佛教经典中的理论及修行的方法，都是指点给佛教徒一条精神向上之途径。这不是个人的祈祷得救。

能将道体而履之于自家身心，无言而信，其境界是比空言玄谈之哲学家为高的。因为你用功读书，由于外面有个引力在吸引你用功。

都表示一个有意志的天。中国的传统精神，儒教立教的中心与重心是落在「如何体现天道」上。

(责任编辑：熊汝霖)